一
李贽（1527－1602），原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龙湖叟等，福建泉州人（其宅在泉州南门聚宝境，今万寿路)，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说到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解放思潮就不能不提到李贽，而能够在思想史上留下踪迹的无疑是凤毛麟角。
李贽先祖本姓林，元代入闽。三世叔祖因在省城福州文庙前骑马违禁而被杀，部分亲属逃往南安县榕桥乡，改姓李。隆庆初避明穆宗朱载雱讳，改称李贽。
李贽6岁时母亲徐氏去世，7岁随父亲李钟秀(号白斋)读诗书、习礼文，12岁作《老农老圃论》，显露才华。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贽乡试中举，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李贽第二次在京参加会试，又不第，向吏部申请派任官职，得任河南省卫辉府辉县（今辉县市）教谕，开始为官生涯，时李贽30岁，他曾自称“丐食于卫”（卫，指卫辉府）。李贽在辉县教谕任上“德器凝重，施教有方”，但是李贽自称“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不容不与世招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闭户自若也”“为县学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去任时，又说“在百泉五载，落落竟不闻道！”嘉靖三十八年（1559），李贽升南京国子监博士，不数月，父殁，守制东归。翌年三、四月间，李贽抵家，适逢倭患，泉州官民正守城抗倭，李贽“不暇试孝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虽矢石交加而无惧”，当时，“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家中生活十分艰难。嘉靖四十一年（1562），李贽服满，携家眷入京求职。是年泉州郡城大疫，人死十之七，市肆寺观尸相枕藉，李贽“尽室入京，盖庶几欲以免难云”。在京候缺十阅月而不得，穷困之下，李贽假馆授徒。到第二年六月，才任北京国子监博士，却与祭酒、司业意见不合。不久，祖父讣又至，次子又病卒于京邸，李贽又奔丧南归，他取道河南，将妻女留在辉县，买田地供她们耕作度日，只身回泉守制。是年河南大旱，李贽二女、三女因饥荒而相继病夭。时李贽旧友邓林材任卫辉府推官，到辉县赈灾，拨俸救济李贽的妻女，还写信给李贽共事过的地方长官，请他们相助。李贽在《卓吾论略》中感慨道：“嗟嗟！人生岂不苦，谁谓仕宦乐。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
嘉靖四十五年（1566）夏间服满，李贽感觉“无宦意矣”，到辉县接妻女。秋冬间，李贽抵北京，补礼部司务职，时有人对他说：“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祗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聚），盖将访而学焉。”（见《卓吾论略》）李贽在礼部司务任上，开始接触理学家王守仁的著作，崇信佛道，“五载春官（唐代称礼部为春官），潜心道妙”。隆庆四年（1570）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任职期间，因与因循守旧的“假道学”格格不入，批判礼教，而与上司刑部尚书、大理卿等人相抵触，自谓“最苦者为员外郎”，遂日夜聚友讲学。万历四年（1576），李贽任南京刑部郎中。从这一年开始，李贽思想受佛教的影响愈来愈深。
万历五年（1577），李贽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时知交黄克晦（黄吾野，惠安人）闻知后曾寄诗二首以送别，内有句云：“一官二十载，身无千里资。尽室向天外，黾勉谁为携。”李贽到姚安之后，即修葺庙学，集生徒讲学，又改丰德寺禅堂为三台书院，为讲学之所。在姚安知府任上，李贽“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谆谆亹亹，日昃忘倦。庙学颓圮，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凡关系山川、风土形势，有改作不易者，制度不可阙者，皆悉力为之，处置有法，而民不知劳”。他还在连场河上修建了一座石桥，以“利行旅，通往来”。在任三年，政令清简，曾撰题楹联二副云：“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充分凸显了他的爱民、清廉的为官之德。
万历八年（1580）三月间，李贽在离任职期满尚差数月，即携家辞官而去，离开云南姚安时，百姓痛惜，“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囊中仅图书数卷”，历官三载，“俸禄之外，了无长物”。李贽从此结束了25年的宦海生涯，归隐专事著书。
纵观李贽的宦迹生涯，从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云南姚安知府，“历七任而至郡守”，所处皆为清官，更是“穷官”，特别是在姚安知府任上，作为一方“父母官”，李贽关心民瘼、注重教化，“法令清简，不言而治”，受到僚属、士民的拥护，尤为可钦。从李贽为官之穷，不但可察其为官之廉、爱民之心，更令人感佩其为人操守之清正、品德之高尚。
在南京刑部任上，李贽就因与“假道学”格格不入，而与上司相抵触。万历九年（1581）春，李贽到湖北黄安，寄居好友耿定理家中，每日讲书论道，甚为相得。三年之后，耿定理病逝，其兄耿定向与李贽的道学观点不合，将李贽比为异端，并发动门生群而攻之，两人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万历十五年（1587），为了与假道学抗争到底，李贽令女儿、女婿送妻黄氏回泉州，他只身留在黄安县，翌年，妻子病逝，他不返泉州，只嘱咐女婿料理丧事。至此，李贽于家庭已是了无牵挂。之后，李贽移居麻城县，后移居龙湖芝佛院并落发，“闭门下键”，每日读书著述。万历十八年（1590）“假道学”者耿定向指使门人围攻李贽，从此李贽屡遭迫害，曾两度离开龙湖，出游于武昌、沁水、大同、北京、南京、济宁等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冬，“假道学”者勾结地方官吏，造出“僧尼宣淫”的谣言，掀起一股“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以“维持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火烧龙湖芝佛院，拆毁李贽预建为己藏骨的塔屋，并下令搜捕他，李贽避入河南商城县黄檗山中，后往通州，寄寓于好友马经纶处，直到最后被缉、下狱、屈死狱中。
万历三十年（1602），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惑乱人心”，明神宗朱翊钧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李贽在狱中得知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感叹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愤而以剃刀自刎，时在夏历三月十五日，两天气绝。
二
李贽是立足现实、关怀现实的，他的思索，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李贽毫不妥协地批判“假道学”，是想让“真道学”大行其道，希望明王朝祛除积弊，恢复真正的纲常名教，针对“存灭”的说教，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观点，他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他认为治国方略不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治贵适时”。
李贽不满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思想的桎梏，反对竖立“绝对权威”。生活在明王朝的李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崇孔子，但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当时是非的标准，否定千百年来尊孔若神的言论和思想，否定儒家经典，反对把孔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也应伴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发展变化，主张儒、道、释三家兼容并学，广泛吸收，为己所用。
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提倡“童心说”，提出平等观。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认为童心即真心，“若失却童心，即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主张文学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写出表现“童心”的真文学。李贽在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社会里所提出的平等观，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极强的启蒙作用，针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李贽认为见识长短不能以男女而分；他反对“圣人有德，凡人无德”的观点，主张“圣人与凡人一”的圣凡平等思想；在君民关系上，他认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他还区分“君子之治”与“至人之治”的不同，认为“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从李贽的话语很明显可以看出他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他所具有的“民本观”（或“人本观”）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观”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对待西方。李贽晚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被人们看作是明代中外交流的一段佳话。利玛窦侨居中国30年，曾先后在广东肇庆、江西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他的到来，在明朝上至宫廷、下至地方都引起很大震动。万历二十六年（1598）在南京，一些儒家传统思想维护者组织文人聚会，与利玛窦进行哲学思想辩论，李贽在出席这些聚会时“始终保持沉默”，不像其他迂儒在会上扰攘不已，他认真倾听利玛窦的讲述，还赠送给他一把纸折扇，上面题有两首赠诗。之后，李贽又在山东济宁遇到利玛窦，两人交游甚笃。李贽尊重、认同并接受利玛窦的一部分西方知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三
李贽是古城泉州孕育出的杰出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思想和精神在明中叶后的中国社会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李贽及其思想、精神也仍然有着重要的资鉴意义。李贽的学说还传播到海外各国，在国外也有长久、广泛的影响。2013年８月，泉州市与韩国光州和日本横滨共同成为首届“东亚文化之都”。泉州之所以当选，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上泉州与东亚国家海上交往密切，泉州在中日韩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简要介绍李贽思想在东北亚韩国（朝鲜）、日本的影响。
与李贽生活在差不多同时代的许筠（1569－1618），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曾多次接待明朝使臣，又数度以使臣的身份出使明朝，期间购买许多书籍包括李贽的著作带回朝鲜半岛，许筠思想受到李贽的影响，两人的文学观念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许筠还被朝鲜学者称为“朝鲜的李贽”。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著名的汉学家和兵学家吉田松阴（1829－1858），曾熟读李贽的《焚书》和《藏书》，在思想上曾受到李贽的影响。19世纪中叶，日本的幕府腐败无能，不能应对沙俄侵略扩张的威胁，促使吉田松阴寻找改革日本社会、谋求国家自强的道路。他曾两次因触犯幕藩禁例下狱，释放后仍处于禁锢期，他创办松下村塾，不屈不挠地宣传变法维新，聚集同志歃血为盟，以推动社会改革，最终于1858年（日本安政五年）第三次被捕下狱，慷慨就义。因此有学者认为：李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
近代以来，韩国、日本学者对李贽进行学术研究代不乏人，成果丰硕。
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对李贽做过深入的研究。1926年9月，铃木虎雄曾到北京通县迎福寺谒李贽墓，他潜心研究李贽的生平、思想和著作，1934年发表《李卓吾年谱》，引证浩繁，论述详尽，虽有个别疏漏舛错之处，但不失为研究李贽的一部力作。1949年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出版《近代思维在中国的挫折》一书，他认为从李贽思想中“几乎看到了西欧的所谓‘近代精神’‘近代原理’”，认为李贽提出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私心”即自我尊严的主张，以及“童心说”等观点，是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给李贽以极高的评价。当代日本研究李贽最有成就的当属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沟口雄三，他发表多种关于李贽的论著，并翻译了《焚书》《续焚书》的部分篇目。
在韩国，Hanbat大学教授金惠经发表《李贽的文学论》《李卓吾的认识世界》等多篇关于李贽的论文，而且用极大精力将《焚书》翻译成韩文，2004年由韩国Hangil社出版。2004年12月，“泉州市李贽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泉州举行。韩国Hanbat大学中文系教授金惠经、日本福冈女子大学教授疋田启佑、日本北海道大学佐藤炼太郎教授等来自韩国、日本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其中金惠经教授在发言中认为，李贽思想的深刻蕴涵至今仍然存有不可忽视的价值的三个重要方面为：概括并融合了所有抽象和现实问题的统合性；说破生死之明确的生命意识；肯定各个阶层的文化都有其固有价值和存在意义，强调各种文化并重的文化多元性。
作者：吴远鹏 泉州市委党史方志室年鉴工作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