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我国全面推行河长制已届十载。江河安澜、水清岸绿的背后，是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以“专人负责、责任到人”为基本逻辑的制度创新。追根溯源，这种“明确责任主体”的治理思路可谓源远流长——唐代有“渠斗长制”，北宋有“河堤使制”，金代更有明确记载的“河长制”。而在清代同治年间，德化山水间的一方石碑，已被视作泉州古代“河长令”的雏形。
一方150多年前的“河长令”
德化县雷峰镇李溪村，狮潭边的古驿道旁，一方青石碑刻静静矗立。碑身高约一米，虽经一个半世纪的风雨侵蚀，碑文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核心落款赫然写着：“德化县正堂韩 永禁毒捕溪潭鱼鳖”。
“县正堂”是清代知县的官方代称。据民国《德化县志》记载，这位韩姓知县名树谷，于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赴德化任职，这方禁捕碑便是其任职期间所立，迄今已逾150年。
碑文虽简，却蕴含两层深意：一是明确的禁令内容，“永禁毒捕溪潭鱼鳖”与当代“禁止毒鱼”高度契合，彰显古人对水域生态的保护意识；二是清晰的立碑主体，由知县发布行政禁令，代表官方对水域生态的刚性约束。因此，这方石碑被视为古代“河长令”的雏形。
无独有偶，德化雷峰镇上寨村水尾桥也有一方类似禁捕碑，规定毒鱼者将被罚款用于公田耕种，进一步印证了水域生态保护在古代已步入制度化轨道。
千年治水：责任制度的传承
德化禁捕碑虽是晚清之物，但它所代表的“官员主导”的治水方式，在泉州有着更为悠久的传承。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将治水安民视为重要职责，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套权责分明、运行有序的水利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正是今天河长制所强调的“专人负责、责任到人”。
首开先河的是责任人的确立。 北宋名臣蔡襄在泉州任职时，针对龟湖塘用水争端，指导制定了《龟湖塘规》，“建塘之始，遂立塘规”，明确规定各姓“轮为陂首，三年一替”——这是泉州历史上首次以制度形式确定水利管理的责任人。
进而，责任边界被写入政令。明万历《泉州府志》 载，南宋嘉定间，名守真德秀清淤八卦沟，规定“凡沟在官地者，官任之；在民内屋者，自浚”，将官与民的责任划分明确化。
与此同时，专门的管理机构也开始萌芽。 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郡守刘颖疏浚东湖后，创东湖放生禅院，“俾专主其事，且司湖之启闭”；淳祐三年（1243年），郡守颜颐仲接力疏浚，“置水利局，僧司之”。由僧人专司湖务、管理启闭，是泉州历史上将“专人负责”纳入常设机构的早期尝试。
在此基础上，治水制度不断细化。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知府童汉臣大规模整治内外沟河，针对龟湖塘积弊，与乡民共订《续议塘规》二十九条，提出“管水之有塘规，犹治民之有法律”，将制度刚性推向新高度。隆庆二年（1568年），知府万庆“创临漳、通津、迎春三水门，置板闸启闭，设夫看守”，并规定每月初三至初五、十八至二十“辰启未闭”，将水利管护细化为可操作、可监督的具体流程。清代，乾隆年间知府许日炽、王廷诤相继倡导疏浚，定下“三年两开”之例。
从责任人确立到职责边界划分，从专门机构创设到执行流程细化——历代官员以行政力量推动水利治理，奠定了泉州千年治水的制度基石。
制度化的“民间河长”
官员之外，古代泉州还建立了一套将基层力量纳入官方管理体系的制度安排。真德秀“官任之、民自浚”的责任划分原则，在实践中被进一步制度化，催生了陂首、塘长、沟头、圳长等多个承担具体管护职责的基层岗位。这些“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管护者，虽无“河长”之名，却承担着相近的职责，堪称制度化的“民间河长”。
陂首是这套体系中的核心角色，通常由乡里家道殷实、德才兼备的人士担任，任期三年，享受“免差役”优待；手下配备四十二名陂夫，由官方在“均徭”中统一编排、统筹调度，形成“行政主导、基层执行”的运作模式。
在晋江，六里陂是古代泉州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水利工程。清乾隆《泉州府志》载，六里陂“内积山之源流，外隔海之潮汐，纳清泻卤，环数十里无田不资灌溉”，是周边农田的“生命线”。明代理学家陈琛在《论六里陂水利书》中更直言其分量：“陂在本县为水利之最大者，其余陂塘不能当其百分之一，水旱荒歉、民之饥饱、官之征科攸系。”
如此重要的设施，管护责任如何落实？《府志》记载，官方为六里陂专设“陂首一名”，选拔标准极为严格：“择本都有恒产、恒心兼有才干，人所推服者为之”。候选人需经“通都里老当官保结，不得徇私”——由基层乡里长老联名担保，再经官方审核确认。这并非民间自封，而是“官府主导、乡里推荐、正式任命”的制度安排。《府志》还明确记录了陂首的问责条款：“至于陡门崩坏，海埭漏泄，两沟争水，或至杀人，则责有攸归，而陂首亦不得辞其责矣。”可见，陂首的权责绝非虚设，背后有清晰的问责机制托底。
除了陂首，遍及泉州各地的陂塘、沟渠，还设有“塘长”“沟头”“圳长”等岗位，称谓随工程类型而变，职能却高度一致——在官方框架下承担具体管护职责，落实治水政令。这些“民间河长”与治水官员协同配合，构成了权责清晰、运行有序的完整治水链条。
“民间河长”的担当与传承
方志和碑刻中，留下了“民间河长”们的具体身影。
李珏便是其一。据《知高州府陈腆赠李素轩讳珏世掌水利有功序》碑文：明正统七年（1442年），六里陂崩坏，其祖父李瓛“为众推举，首董其事”；弘治十四年（1501年），陂再崩，李珏“上接祖武，捐己赀为一邑之倡”。官方为其立碑，碑题“世掌水利有功序”，一个“世”字表明：“民间河长”不仅得到官方确认，甚至在某些家族中代代相传。
另一典型是陈衢，正是名儒陈琛（紫峰先生）之孙。明李叔元《叙陈衢功德碑》载，陈衢掌陂时“豫水旱而为之备”，每逢大雨则“竟夕不寐，策杖观水势，督陂夫启放，瞬息不少缓”；每逢旱则“昼夜巡行，无敢漏泄”。陈琛当年曾为六里陂水利上书建言，其孙则以毕生实践扛起了这份责任。祖孙两代，一人以笔陈情、一人以身任事，成为泉州治水史上的一段佳话。
明代李旦同样以“掌陂”闻名。据清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李旦“以才望被府檄掌六里陂”，他恪尽职守，“疏瀹惟时，启闭必慎”，且“廉不谋利”。在其精心管护下，农田“高下均沾”，百姓交口称赞，尊其为“都陂公”，泉州知府亦多次给予旌奖。
类似的“民间河长”还有很多。这些“民间河长”，或世代相袭，或鬻田捐资，或自费修陂。他们与历代治水官员一道，在各自的岗位上，共同守护着泉州的绿水。
结语：千年守望的当代回响
纵观千年治水史，一条主线清晰可辨：无论北宋蔡襄立塘规、南宋真德秀划责权，还是明代童汉臣订规矩、万庆创水门，抑或清代韩树谷颁禁捕令，其核心逻辑始终如一——有人负责、有规可依、权责分明。这正是河长制理念跨越时空的历史回响。
当泉州全面深化河长制、推进流域综合治理之时，回望这段千年治水史，更觉意味深长：真德秀清淤的八卦沟，如今在河长制下重现碧波；历代地方主官的治水担当，与今日行政河长一脉相承；蔡襄开创“陂首”制度，其“专人负责”的治理逻辑，与今日河道专管员、乡愁河长等多元护河力量遥相呼应。千年守望，初心未改；古今治水，其道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