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暴动失利后，白色恐怖笼罩着惠安大地，中共惠安县委与上级失去联系。1931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派唐言福到惠安恢复党组织，在惠北建立普安支部和三朱、山腰等活动据点。6月，省委派沈玉泉到惠安组建党团县委机构后，就决定迅速恢复涂岭、普安、三朱、山腰等地的党支部和群众组织，开辟以三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同时，在“十八乡”、涂岭、郭厝、峰尾等地相继建立了农会、工会和妇女会，为惠北抗捐斗争奠定了坚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当时盘踞惠安的是陈国辉自任旅长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下属陈育才团。该团分兵驻扎崇武、东岭、涂岭、辋川、坝头等地，强制村民扩种鸦片9万亩，摊派鸦片捐180多万银元，其中仅坝头区就要勒索“烟苗捐”50万银元。军阀的高压统治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12月，中共惠安县委发动下九乡农民自卫军围剿陈国辉部征收“油园捐”的匪军20多人，点燃了惠北武装抗捐运动的烈火。

1932年初，中共惠安县委向厦门中心市委报告了惠安的斗争形势，以及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抗捐的愿望。2月，厦门中心市委派蔡协民带着市委指示信到惠安巡视并指导惠安的抗捐运动。根据指示信中关于“配合红军进攻漳州和牵制敌人兵力”“发动农民抗捐斗争，然后转入建立政权”等精神，惠安县委决定以三朱为中心开展武装抗捐斗争，并先后在三朱、普安、曾炉寺等地召开8次党内会议，研究抗捐斗争的目的、任务、步骤及抗捐办法。同时决定把原有工农武装改编为“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游击支队”。尔后，又按照县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在三朱的昆山寺（今虎岩寺）成立由唐言福任负责人的“惠北抗捐大同盟”，把游击队、农民、开明乡绅和一些帮会都容纳在抗捐大同盟内，形成抗捐统一战线，增强了抗捐武装力量。

3月4日，陈国辉部200多人进驻三朱，强迫群众认捐。中共惠安县委获悉后，立即在三朱后宅村朱汉膺家设立抗捐运动指挥部，由蔡协民任总指挥。3月14日下午1时，惠安县委直接指挥的抗捐群众3000多人，分三路围攻驻守在坝头馆仔、朝林的敌军。激战三四小时，毙敌3人，俘敌2人，缴获枪械20多支，攻占敌“田亩捐办事处”。15日晨，敌军再次攻占坝头。惠安县委立即带领抗捐队伍给予迎头痛击，共俘敌1人，缴枪10多支。第二天，抗捐队伍又采取车轮战术对退守朝林村之敌发起进攻，击毙、击伤10多人。

抗捐武装斗争深得群众支持。广大群众主动送水送饭到前线，有的自带粮食为战士们做饭，有的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还有的在山头上敲锣击鼓、呐喊助威。涂岭党支部在吴国珍带领下，发动群众砍电杆、散传单、烧桥毁路，以阻击敌人。惠东、惠南广大群众也积极配合惠北抗捐斗争。各地群众团体、爱乡人士及海外华侨则积极控告陈国辉部在惠安的罪行。

声势浩大的惠北武装抗捐斗争前后持续近三个月，打掉陈国辉部妄图在惠安苛征的“鸦片捐”。但是，由于后来封建帮会的妥协及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蔡协民、李文端等相继离开惠安回厦门，领导力量削弱，致使抗捐斗争被迫停息。

惠北武装抗捐斗争是继惠安暴动之后泉属地区举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在福建农民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浓重而宝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