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晋江依靠“三胞”（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支持，利用“三闲”（闲钱、闲房、闲散劳力）起步，民办的小作坊、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县（含今石狮市）掀起兴办乡镇企业的热潮。

       1984年，陈埭镇成为全省首个“亿元镇”，被誉为福建省“乡镇企业一枝花”。然而，1985年6月，人民日报刊发《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一文，引起了福建省委、省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久，中央、省工作组进驻晋江。

       当时的晋江，可谓“惊涛骇浪、风雨交加、人心惶惶”。到底办企业，特别是办私营的合伙的企业对不对？是“姓社”还是“姓资”？晋江人为什么连外出买机票、住旅社也“为难”等等。

       面对这一严峻复杂形势和“假药案”正在查处的背景，县委一班人经过反复学习讨论，一致认为：一定要保持冷静、分清是非，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帮助广大企业主放下思想包袱，继续支持群众兴办企业。

       第一、冒着风险压力，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乡镇企业。晋江最重要的县情是人多地少，如果因噎废食，因发生过“假药案”就不敢坚持发展乡镇企业，那么群众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致富？所以，县委一班人硬着头皮、冒着风险，采取了许多继续发展乡镇企业的举措。

       一是要求企业“以质量求生存，重信誉求发展”。二是重申“五个允许”：允许群众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把原来的“管、卡、压”变为“放、帮、促”。三是支持税务部门开展“带征率”试点。就是对乡镇企业的所得税一年一定，对超定额部分和新办的乡镇企业，给予减征、免征所得税和优惠待遇。四是强调政企互动。要求有关部门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为企业服务……这些措施的落实，使晋江经济不因查处“假药案”而倒退，而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立足侨乡实际，闯出经济发展新路子。晋江是全国重点侨乡，侨、港、澳、台胞经济实力雄厚，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我们通过走出去（组团出访）、请进来（邀请回乡考察）和发挥侨领、乡会、名人、能人的带动示范作用，把海外乡亲回乡投资兴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一是发动“三胞”，引进各种设备2万多台（套）及先进工艺、技术700多项。二是大力兴办“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三是动员菲律宾富豪施至诚先生和新加坡黄加种先生等几位富商，回乡建设福埔、安平开发区，掀开了成片土地开发的新篇章。

       后来，人民概括形象地说，晋江经济发展，走过了“三闲”起步，“三来一补”过渡，乡镇企业铺路，“三资”企业上路，成片土地开发迈大步。

       第三，狠抓齐心协力，营造安定稳定发展环境。改革开放初期，晋江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封建械斗、走私贩私、造假贩假、凶杀抢劫等时有发生，这个“帮”那个“帮”等影子时有显现……面对这些复杂尖锐的状况，县委一班人沉着应对，认真落实邓小平“稳定压倒一切”指示，大力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整治，强化“两个文明”一起抓，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

       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春风和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海内外晋江人共同拼搏，晋江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上世纪80年代的晋江，不因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没因“假药案”的查处而趴下，经济总量持续不断跃升。

       1990年，晋江县（不含石狮）的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均比1978年增长了10倍，甚至十几倍，晋江经济从此走上快车道，很快进入了全国、全省前列，综合实力位居八闽县域之首，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位居全国第5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