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希泉（1888年-1988年），清光绪十四年（1888）农历八月初四出生于厦门，祖籍泉州市安溪县龙门镇。其父亲庄有理经商，在厦门 、上海和台湾开设“庄春成”商号，经营土特产，手工业品以及文具纸张等，家庭富足兴旺。
关心国运 追求光明
庄希泉童年受过6年的私塾教育。12岁时进入日本人在厦门开办的东亚书院,因对日本的奴化教育不感兴趣，经常逃学游泳、划船、练武术 。过了三年 ，其父见他无心念书，便让他休学在家打算盘、学经商，并聘请秀才陈观波为其补课。陈观波曾在新加坡任崇正学校校长，见多识广，每晚除给他讲授《诗》《礼》《左传》外，还常给他讲述南洋的风土人情，扩大他的知识领域。又过了三年，庄希泉不但学识大进，而且武术、气功也有一定功底，尤善游泳，能环游鼓浪屿。
1906年，庄希泉随父到上海，在“庄春成”上海分号任出纳，后任经理。当时设在上海的漳泉会馆是福建革命人士聚会的场所，该会馆办的泉漳中学，经费是由同乡商号提供。庄希泉与会馆有较多的联系，结识不少革命人士，阅读进步书刊。辛亥革命后，上海成立军政府。庄希泉接受军政府委托，组织筹饷队，急赴南洋各地募捐。他通过同乡关系开展工作，顺利地完成筹饷任务，解决当时军无粮饷的难题。第二年，孙中山在上海出任中华实业银行名誉董事长，计划招股1000万元。军政府委驻沪理财特派员沈缦云为银行筹备主任。庄希泉与沈缦云素有交往，应邀率队前往新加坡、槟榔屿、缅甸等地筹款，不足三个月超额完成海外招股任务。庄希泉受任为该行南洋总分行协理。并由槟榔屿同盟会负责人黄金广、陈新政介绍加入同盟会。
1915年，庄希泉在新加坡与老同盟会员陈楚楠等人合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任公司经理。第二年，又与北京女师毕业生余佩皋一起，创办南洋女子师范（今新加坡南洋女中前身），担任董事长。他提倡国语教学，聘请国内教师前往任教。他的工作得到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支持和赞助。
1920年，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颁布《海峡殖民地教育条例》,限制华文教育，遭到新、马广大爱国华侨的强烈反对。庄希泉与余佩皋等一起，发起成立“华侨学务维持处”，发动华侨各界人士签名请愿运动，签名者达20余万之众。庄希泉被推选为三位请愿代表之一，他下定决心，“虽牺牲全盘生意，也要替华侨争回一点人格。”整天到处奔走呼号，因此被殖民当局拘留55天，并于10年 1月12日被驱逐出境。临行时，满怀激情地写下《出境临别》一词，词的最后是：“我十年相亲的同胞啊！望你勿从此灰心，望你勿从此便辍，待故国山河重改造，从头说。”他回到上海后，与余佩皋结婚，并合写《英属南洋教育之危机》一书，刊行于世，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英国殖民政府摧残华侨教育的丑行。
1922年，庄希泉由上海回厦门，在海外华侨资助下，创办厦南女子师范，并任董事长，余佩皋任校长。夫妻同心尽力，把女师办得生气勃勃。
1925年，庄希泉在厦门加入国民党，任福建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这一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激起全国人民的反英、反日怒潮。庄希泉在厦门参加组织外交后援会，开展罢工罢市，抵制日货运动。
身陷囹圄 心忧天下
闽南移民中有句俗语：“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对“过番”的艰辛，庄希泉深有体会，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过台湾，竟是这样的身不由己，而且竟是前去坐牢。 庄希泉被押解到台北后，即被关进日本殖民当局设在郊外的监狱。随后来到台湾的余佩皋、林云影在外头活动，以期营救。 监狱里关押的，都是不服日本“管教”的台湾籍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和回归祖国而斗争的“政治犯”。正因为如此，日本殖民当局对这些“犯人”格外对待，让他们吃发了霉的烂芋糙米饭，住阴冷潮湿的黑暗小屋，不仅如此，还动辄毒打。 一次开饭时间，庄希泉没有理会送饭的看守，看守破口即骂：“聋了耳朵，支那猪，给你做籍民还不要……” 刻毒的谩骂刺痛了庄希泉的心，他立马回敬：“狗日的，谁做你日本人！”边说边将脚穿过铁栏槛，猛地向看守踹将过去。这家伙“嗵”的一声，摔倒在老远的一个角落，痛得龇牙咧嘴。 庄希泉的反击立即遭到了日本人的报复。几名日本狱警闻声赶来，将他双手反绑在铁槛上，皮靴、拳头、包着钢丝的皮鞭雨点般地向他飞来。鲜血从他的头上、身上渗出，染红了他的衬衫，但他倔强地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直到昏倒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庄希泉才醒过来，耳边传来一个声音，似乎在叫他：“老兄，有你的，有没有事啊？” 庄希泉慢慢地睁开眼睛，说话的是隔壁监牢的一位难友。他艰难地坐起来，面对着他，咬紧牙关说：“不碍事。” 难友一边打量庄希泉，一边关切地问：“老兄因何事来此？” 庄希泉语带愤懑地将此前经历，简略地说了一遍。 通过交谈，庄希泉才知道，此人乃是台湾有名的社会活动家，姓蒋，名渭水，祖籍福建漳州，1891年生于台湾宜兰。因为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曾多次被日据当局以违反治安法而拘押，此次又因“治警事件”被判入狱。 庄希泉了解蒋渭水的身世后，问：“蒋兄谈吐不凡，出口成章，深得中华传统文化的陶冶，可为何却选择了学医？” 这一问，就引发了蒋渭水对日本殖民当局的声讨：“为了扼杀台民的民主自由思想，殖民当局对台籍学生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强行设卡：只能选农、医科为专业，历史、政治、思想、法律等容易导致思想不稳的敏感学科，非中国人所能就读。” 比之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体制，日据下的台湾教育有过之而无不及。庄希泉大发感慨：“日本当局的做法，歧视性不说，还是十足的奴化教育，是露骨的愚民教育！” 蒋渭水点点头，继而道：“台湾人比住在台湾的日本人，受着贱价教育的事实，已实行了30年。殖民教育的本质，就是企图在政治上、社会上堵塞台湾人的嘴巴，不许我们有个性的存在，最终让我们的语言也无所用之！所以我们要反抗！” 两人年龄相近，庄希泉38岁，蒋渭水35岁。“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彼此了解对方反殖民统治的经历后，庄希泉和蒋渭水更是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说的狱中好友。 一天，蒋渭水告诉庄希泉，他此次被“象征性”判监禁4个月，不久就可望出狱，出狱后定当设法营救。 庄希泉对此表示感谢，随后将此情告诉了前来探监的余佩皋和林云影。 蒋渭水出狱时，台湾民众自发到狱外相迎，大放鞭炮，以示敬意。 重获自由的蒋渭水很快就买来最好的食物前来探监。他不忘诺言，努力奔走，发动台湾文化协会等多个进步组织积极呼吁，要求殖民当局释放庄希泉。余佩皋、林云影也奔走呼号，督促日本殖民当局了结此案。台湾殖民当局迫于压力，向庄希泉下了传票，通知开庭日期。 1925年9月14日，庄希泉从牢狱走到法庭。余佩皋和林云影早已站在法庭门口等候开庭，蒋渭水和一些不认识的台湾人士也来到现场，站成一排。 原告方是当局委托的日本检察官上龙泛。此人洋洋万言，历数庄海涵（庄希泉别名）自1911年加入“支那”同盟会以来的条条“罪状”，可谓证据确凿。庄希泉大义凛然，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对自己在厦门的所作所为毫不隐瞒。 接下来，法官开始问话：“庄希泉，你可知罪？” “我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你触犯了大日本帝国的法律。” “我是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做事，竟也会触犯你们日本的法律，岂不荒唐？” “胡说，你是台湾籍民，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子民。”面对庄希泉的质问，这位法官有点失态。 庄希泉义正辞严地说：“法官先生，凡是尊重事实的人都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再一次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公民，你们根本就没有审判我的资格。今天的被告，应该是你们，首先应该是日本驻厦门领事井上庚二郎！” 庄希泉的辩驳，让日本裁判长铃木英男、判官高岭方美等恼羞成怒，也顾不了那么多程序，胡乱审判一番后，即不由分说地以“外国政治结社”（指参加国民党）的罪名，判处庄希泉监禁6个月。 这起荒唐的审判，让庄希泉以及在场旁听的余佩皋、林云影等倍感悲愤，不仅仅是为个人的命运，更为国家、民族的积贫积弱，正因为国家落后，日本帝国主义才会如此猖狂啊！ 判令已下，庄希泉仍被监禁在台北监狱里。他放心不下厦南女中和临时省党部的事务，叮嘱余佩皋、林云影先行回厦门，做实事要紧，他在狱中会照顾好自己，何况蒋渭水等台湾志士也经常会来探监。 余佩皋见丈夫说得有理，而6个月监禁已成定局、眼下营救无望，乃一掬清泪作别台北，和林云影乘船返回厦门。
一心为侨 两袖清风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回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电影和出口贸易。1947年在香港加入民主同盟，并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中共开展海外工作。1949年5月，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主席电邀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庄希泉接受中共南方局委托，专程赴新加坡面邀陈嘉庚回国参政。
1949年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中旬，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成立，庄希泉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10月28日，新加坡《南侨日报》社在怡和轩举办欢送宴会，席间，侨史学者田汝康博士致词，他说：庄先生此次回国不是做官，而是做公仆，他是要为侨胞服务的。11月底，庄希泉带着南洋侨胞赠送的绣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锦旗回国，在香港稍作停留，1950年初即到北京赴任。
庄希泉回国后，不负众望。他和何香凝、廖承志、陈嘉庚、方方一道，协助中央制定一系列侨务政策。在接待侨胞来访、组团出访、安置归侨、发展侨乡生产、加强侨胞团结和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身居要职，当时只住两房一厅的小单元。五十年代，新、马地区有一位知名华侨人士受迫害被逐出境，到京后一时找不到合适住处，他立即把客厅让出来。他的子女在外地工作，从未要求给予照顾。
1956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京成立，陈嘉庚当选主席，庄希泉当选为副主席。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中侨委不少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庄希泉挺身而出，为其中一些人辩护,使他们免于或减轻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庄希泉被抄家，处境艰难，但他关心的是其他干部的安全。有一次造反派要他写一份诬蔑领导人的材料，庄希泉当面严词拒绝。
1978年3月，庄希泉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侨联主席。当时他已90高龄，仍不顾年迈体弱，在侨务界的拨乱反正、侨乡的文明建设、侨联组织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倾尽心血。
1981年，他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勉励中国侨史学者写出有自己特色的侨史著作，让世人了解华侨。1982年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发表后，庄希泉在接待海外同胞时，多次寄信海外亲朋，希望共同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同年，庄希泉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以后，继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名誉主席。他还任过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以及华侨大学董事长。
1988年5月14日，庄希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人民日报》5月28日发表《庄希泉同志生平》一文称他“关心国运，追求光明，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为革命奉献自己的一切；他胸襟坦白，光明磊落，坚持原则，仗义执言，处处为归侨、侨眷和侨胞的利益着想；他平易近人，广交朋友，团结同志；他克己奉公，生活简朴；求真务实，作风深入，经商、从政数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因而深受归侨、侨眷和侨胞的爱戴，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附：
生平简介：
庄希泉（1888.9-1988.5），泉州安溪人，1888年9月9日出生于厦门，曾用名庄一中。庄希泉早年就读于厦门东亚书院和前清举人办的学馆。1906年到上海经商。追随孙中山从事实业救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受上海军政府委托组织南洋募饷队，三下南洋为民主革命筹款。1912年任中华实业银行南洋总分行协理。1916年在新加坡创办中华国货公司。1917年创办南洋女校，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在新加坡发动、组织华侨反对英国殖民当局迫害华侨的教育苛例，因而入狱。1921年被驱逐出境，回国后在厦门创办厦南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庄希泉和夫人余佩皋以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组织成立“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动罢工、罢课，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借口其父曾在台北设有商号，称为日本“属民”，将其非法关押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地下监狱，进行威逼利诱，要他悔过，但始终宁死不屈，坚决拒绝，后被押送到台湾囚禁了9个多月。经闽台各界多方营救获释后，设法返回内地继续参加大革命，并在上海《新闻报》上公开声明：“我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日本属民！”还特地改名“庄一中”，寓意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庄希泉在上海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在菲律宾与爱国华侨王雨亭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反蒋。为此，1934年庄希泉在厦门再次被捕入日本领事馆的地下监狱，遭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出狱后又曾遭国民党特务拘捕。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庄希泉在香港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筹集款项，联系、介绍海外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创办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并协助台湾革命同盟出版《战时日本》杂志。1942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从香港转到广西桂林。组织闽台协会和闽台建设协进会，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坚持斗争。当广西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面临危难之际，庄希泉冒险设法将在香港的全部家产抢运变卖，将款项悉数交给党组织作为抗日活动经费。在重庆联合创办织布厂和建光行，藉以掩护革命同志，支援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回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电影和进出口贸易。1947年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中共做海外侨胞统战工作。1949年受中共委托专程飞往新加坡，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庄希泉任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兼任中央侨委生产救济司司长、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华侨事务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被选为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委员会副主席、代理主席，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1978年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侨联主席、第三届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并兼任华侨大学董事长和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在安置归国华侨，发展侨乡生产，维护侨胞、归侨合法权益，加强侨胞团结和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以95岁的高龄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为此，立下了终生的诺言“永爱中华，此志不渝！”1988年因病在京逝世，享年101岁。
庄希泉是中国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侨务工作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为了华侨事业的发展壮大，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繁荣昌盛，他奉献了毕生精力，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
权威评价：
共产党员网评价：“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爱国侨领
主要精神特质：永爱中华心向党 九死未悔志不移
名言警句：永爱中华，此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