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对中国实行野蛮的侵略和掠夺。1840年，当时西方最强大的英国，率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打败了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政府，1842年8月29目，在停泊于南京江面的英国战舰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接踵而至，结果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西方列强勒索巨额赔款，划分势力范围，操纵中国海关，控制中国口岸，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内外交通，他们在中国办工厂，开商店，挖矿山，筑铁路，设银行，发钞票，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大量收购原材料，并大量倾销他们的产品，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基础。西方列强还通过传教、创办学校，发行报纸、开展所谓“慈善”事业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地处东南海陬的泉州，承受着和全中国一样的苦难。鸦片战争之后，泉州广大农村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开始遭受破坏，但广大贫苦农民仍然受到君主专制社会土地制度下的苛重剥削，当时的田赋折率，农民要完地丁一两，须纳钱三千数百文，其实质无异于加赋三倍，再加上“预征”、“田去赋存”等各种苛征，农民实际负担更重。泉州是深受西方列强贩运鸦片毒害的重灾区之一。早在19世纪初，泉州沿海走私鸦片的船趸就已经十分猖獗，到了30年代，英国的鸦片走私船已由原来的每年二三艘增到每年三四十艘，泉州沿海还有一支庞大的鸦片走私飞剪船队。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泉州城内有裕泰、亦乐此等土膏店（鸦片店）12家，总资本达34900元。吸食鸦片人数各地不同，“最少的占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最多的占四分之一”。晋江安海镇吸食鸦片的风气亦很是普遍，“最初，吸大烟仅流行于官僚绅士之间，每于婚丧喜庆之时，用于接待宾客，称为上礼。故先受其害者亦以绅士官僚居多。后来，一些游手好闲的老百姓和患有慢性病的人亦群起仿效，相习成风。甚至年青人学会吸大烟，不如不觉而变成鸦片烟鬼了。”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毒害了泉州人民的健康，而且导致了白银大量外流，地方财政陷入危机，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地方经济遭受沉重打击。贩毒行业的形成，更成为近代泉州一个屡禁不绝的严重社会问题。
西方列强对泉州经济的掠夺，除了走私贩毒外，还在泉州大量倾销洋货，如纱布、呢绒、哔叽、石油、肥田粉、烧碱、香烟、西药、水产品、啤酒、白糖、奶粉、水泥、肥皂、火柴、人参、高丽参、化妆品、钟表、五金器材、机器及零件等，洋货的大量入侵，沉重打击了泉州原本十分脆弱的手工业、农业粗加工业，大批手工业者及农民纷纷破产、失业。例如面粉加工业，由于美国“虎标”面粉的大量倾销，占领市场，导致泉州有一百多家磨坊倒闭。一些泉州华侨投资的工业作坊、工商业也因无力与洋货抗衡而关门倒闭。
西方殖民者还使用比贩卖鸦片更为恶毒的手段——大量掠夺贩卖“契约华工”，人口贩子深入泉州各县“招募”被他们称为“苦力”的华工，泉州地区的贫苦人民成为“猪仔”的主要来源地。道光末年（1845～1850年），西方殖民者先后在厦门建立合记、德记、瑞记、怡和4家卖人行，各行都设有专门囚禁“猪仔”华工的地窖或暗室，称为“猪仔馆”，并设有专门运送华工出洋的“猪仔船”，厦门成为西方殖民势力掠夺贩卖“契约华工”的最大中心。从泉州各地被拐掳来的华工囚禁在“猪仔馆”内，用暴力胁迫其承认自愿出洋做工，签订契约后被押上“猪仔船”，据史料记载，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三年（1845～1853年）这8年问，从厦门出洋的“猪仔船”共计有40艘，运走华工ll800人，其中大多是泉州各县的贫苦人民。这些“苦力”分别被运往南洋、夏威夷、旧金山、秘鲁、古巴等地，卖给庄园主或资本家充当各种苦役，人贩子从中攫取惊人的暴利。在“猪仔船”上，华工们失去人身自由，受尽皮鞭、棍棒的抽打、折磨，许多华工死于非命，死亡率达到30％，有的甚至高达45％以上。据日本冲绳县《历代宝案》记载，1852年，美国一艘“猪仔船”——罗伯特•包恩号从厦门运出的475名（一说410名）遭难“契约华工”中载明县籍为晋江、惠安、南安、安溪、永春各县的泉州人共有207名。贩卖“华工”的罪恶勾当直到l9世纪80年代后还大量存在，在1881～1898年的l7年间，“每年从香港、厦门、汕头、海口等到达新加坡的华人约l0余万人，其中70％是‘猪仔’”。同一时期，从中国直接运到南北美洲、大洋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猪仔”华工共有100多万人。
西方殖民者在对泉州进行经济掠夺和劳力掠夺的同时，还加紧对泉州进行宗教、文化侵略。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长老公会牧师杜嘉德开始到晋江安海镇传布基督教，之后扩展到泉州府城及南安、惠安、永春、德化、安溪各县。同治五年（1866年）2月，杜嘉德不顾泉州群众的反对，强行租用城内南街头新花山建立第一座基督教堂，之后，英国长老公会派遣大批传教士到泉州发展教会，并筹办学校、医院，扩展教会势力。从踏上泉州土地的第一天起，西方传教士就充当了“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醉药”这一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积极搜集、刺探各种情报，直接为殖民主义势力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服务。英国传教士罗励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泉州后，常借口传道和调查教会状况，在南安，永春、德化、大田及安溪等地，详细采访记录沿途所经各地的地势、山脉、河流、气候、物产、矿藏乃至当地人民的生活和驻军情况，并随时向英国驻厦门领事汇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设在厦门的“三五公司”为加紧进行经济侵略的罪恶目的，曾派职员到福建各地进行一次相当全面的调查，对泉州的城市、交通、商业、金融业、农业、手工业、赋税、物价（工价）、府县职官、驻军、乡绅豪富、教育等情况进行全面、深度的刺探。
就是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历史情境下，泉州人民既经受君主专制统治的残酷压榨，又不得不承受西方殖民势力的野蛮侵略，在这样悲惨的环境下跨过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
泉州华侨们到达海外后，为了站稳脚跟，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他们在当地垦植农场，开矿山、建城市，兴渔场，披荆斩棘，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当地殖民当局的承认，而是被殖民当局当作“低等”居民，如“荷属各埠言之，而有所谓入境纸，出境纸，种种苛例，视吾民若牛马”，遭受到种种歧视、虐待和迫害。对于华侨们的悲惨遭遇，由于清王朝政纲腐败，国力衰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侵略之下，尚不能自保，根本没有保护本国外侨的力量，只能听任华侨备受压迫和欺凌。而且清王朝政府长期把华侨看作是背弃祖宗庐墓的“天朝莠民”，虽然严禁人民出海谋生的禁令在清朝后期大为松弛，但是经过千辛万苦的劳作而有些许积蓄的华侨回国时，往往受到地方酷吏和匪贼的敲诈盘剥，华侨眷属在国内更是受到多方勒索。广大华侨所遭受的辛酸遭遇，使得他们十分痛恨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政府，激发了他们积极支持、参加祖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热情。
清朝末年，许多华侨接受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不顾个人安危，不惜倾其财富，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像泗水蒋姓家族热心革命活动的主要人物有开设合利公司的蒋报策、蒋报料兄弟，蒋以麟（蒋报策子）、蒋德卿（蒋报料子）、开设合德公司的蒋报企、合芳公司的蒋报烟（蒋报企弟）、台源公司的蒋开远（蒋报企从弟）、合盛公司的蒋以芳（蒋报企胞侄）、台利公司的蒋报和、合祥公司的蒋度甫（蒋报和弟），蒋瀛初和蒋瀛州（二人俱蒋报和弟）、合顺公司的蒋备庭家族的蒋报安、蒋报星、蒋报钳、以及蒋以饮等。1908年泗永明新阅书报社成立后，开始“对华侨宣传爱国及反满思想，对青年爱国思想起了启发作用”，之后泗水光复会也开始活动，唤起侨胞参加革命斗争，当时泗水原有的洪门组织，如天地会、致公堂、三万兴、义兴会、义和会、同义会等，其宗旨均是“除清复明”，与革命党的民族民主革命宗旨相暗台，因此声气相通，竭力支持。
因此，革命党人的“鼓吹革命排满”、推翻清朝统治，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得到了广大海外华侨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及之后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海外华侨更是追随孙中山踊跃参加和大力支持辛亥革命。他们寄希望于国内的民族民主革命能够改变他们在海外和回国所遭受的悲惨境遇。
孙中山先生在评价辛亥革命时曾说：“华侨有功革命”、“华侨是革命之母”、“慷慨助饷，多为华侨”，对海外华侨、华人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历史功勋给予极高的评价。广大泉州籍华侨作为海外华侨的一分子，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或积极参加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理念，或积极捐募资金支援革命经费，或潜回国内直接从事革命活动、领导和参与家乡的光复义举，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参加革命组织
早在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就得到泉州旅日华侨万廷璧、王明玉及其子王敬祥的积极支持。王明玉开设的复兴号商行一度成为孙中山在日本的兵站基地。1905年，万廷璧出席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成立大会。会后奉命到神户、大阪等地发展组织，成为中国同盟会神户大阪支会会长，在当地被誉为“革命之魁”。王敬祥也成为中国同盟会神户大阪支会的负责人之一，他还出面组建旅日华侨统一联合会并担任会长，积极发动旅日华侨襄助革命。辛亥革命前，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泉州人还有陈清机、宋渊源等人。
1905年起，孙中山先生及其委派的革命党人先后到南洋各地筹建中国同盟会组织，许多泉州籍华侨积极参加，有的成为南洋各地中国同盟会组织的骨干力量。
厦门大学图书馆列为珍本收藏的《星洲同盟会录》，是记述中国同盟会新加坡支部活动历史的资料汇编，是新加坡华侨林义顺编辑的。《星洲同盟会录》为手写稿，共39页，内容包括星洲同盟会成立经过，主要活动情况的介绍，《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123人（其中一人重复），1905年孙中山先生与星洲同盟会诸同志合影、晚晴园、星洲书报社等照片共51幅，以及新加坡同志为福建、广东捐助姓名表等，是最早记载新加坡（星洲）同盟会活动的史册，现在已成为研究中华民国史和新加坡华侨史的重要史料。《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中的122名华侨，有不少是泉州籍华侨。其中较著名的有：郑聘廷，惠安山腰人，1903年在新加坡创办星洲阅书报社，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星洲阅书报社亦成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和同盟会宣传革命的重要场所，孙中山、胡汉民等革命领袖都曾到社演讲，宣传革命，在星洲阅书报社的影响下，新、马、印尼各地的华侨纷纷组织阅书报社等团体，积极参与革命；李光前，南安梅山人，1914年入会，当时李光前年仅21岁，尚未完成学业，即参加同盟会海外支部的活动；周献瑞，南安美林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入会后积极为辛亥革命筹措军需；李竹痴，安溪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后往缅甸，与缅甸侨领庄银安（同安人）会晤，促进他转变对国内时局的看法，转而支持辛亥革命，李竹痴于此功不可没；此外，还有萧百川、蒋玉田（两人俱安溪人）等。
在新、马地区参加中国同盟会组织还有庄汉民（晋江人）、盛九昌（南安人）、郑成快、郑玉指（永春人）、沈鸿柏、杨鹊堂（惠安人）等人。沈鸿柏于1899年在柔佛东甲与一些华侨青年组织“救国十八友”的爱国小团体，在东甲和马六甲华侨中宣传革命救国思想。1905年，他与郑成快等人共同发起组织马六甲中国同盟会，并任马六甲中国同盟会分会会长，郑成快任副会长。郑玉指，旅居马来亚槟榔屿，参加中国同盟会槟榔屿分会的组建。
早在1903年，缅甸华侨就开始酝酿成立革命组织。1908年4月，中国同盟会仰光（缅甸首都）分会正式成立，率先入盟10余人。当时属秘密团体，对外称为演说社，后改称觉民书报社。同年8月，会员增至400人。至1911年，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在木各具、卑谬、东枝、昔卜、勃固、八莫、瓦城、毛淡棉、勃生等25个地区设有分会，共发出会员证2343份。为便于开展活动，缅属各地的同盟会分支机构均以书报社的名称出现，如仰光的觉民书报社、勃生的汉兴书报社、瓦城的振汉书报社、毛淡棉的汉声书报社、丹老的新民书报社、吉桃的义民书报社等。在缅华同盟会的2343名会员中，注明是福建籍的有842人，而泉州及所属各县共有185人，其中泉州市区8人，晋江县36人，南安县49人．惠安县39人，安溪县38人，永春县15人，总共占闽籍华侨的近22％。著名的有：魏继汉，泉州市区人，任缅甸同盟会调查科科员，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他的会员证底号是26号；曾逖，惠安人，较早入会，会员证第37号；陈允洛，泉州市区人，任缅甸同盟会文案科科员、仰光同盟会参议员，后回国参与泉州光复行动；魏来成，晋江人，参加同盟会时年仅15岁；李硕果，南安人，担任敏建支会会长；李树蘐，安溪人，缅甸吉桃同盟会副会长；吴宗海，安溪人，到达缅甸不久，就在勃生加入同盟会，秘密组织勃生支会和建立汉兴书报社，是同盟会勃生地区的最早参与者和组织骨干；吴镇福，泉州马甲镇人，义勇队员，曾往云南协助从事光复后的安民工作。
在印尼， 1907年，巴城（今雅加达）华侨成立“寄南社”，1908年春，巴城同盟会成立，以“寄南社”作外衣招牌，开展革命活动。泗水光复会也于1907年成立，在新加坡参加中国同盟会的蒋以麟（泉州新门外树兜村人）、王振邦（南安丰州人）是泗水光复会最早的会员。1910年，泗水光复会并入中国同盟会泗水分会。
中国同盟会小吕宋分会成立于1911年，其会员多数为泉属各县的旅菲华侨。吴记藿、戴金华、戴愧生、吴记球（均南安人）、邱奕经、郑光鼎（均晋江人）、史国铨（鲤城人）等人系主要骨干。
旅居越南的颜如云、颜子俊（均永春人），也加入中国同盟会西贡分会并成为骨干。
二、传播革命思想
1905年，在新加坡的惠安籍牧师郑聘廷，以“开通民智，宣传主道”为名，在星洲阅书报社陈列各种书籍、报刊，聘请革命党人演讲革命主张，到阅书报社阅书、听讲的华侨日众。星洲阅书报社成为新加坡中国同盟会宣传革命、物色发展会员的重要场所。同年，孙中山先生到新加坡，亲临阅书报社参观，对郑聘廷之举大为嘉许。在星洲阅书报社的影响下，南洋各地阅书报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马地区先后设立了60多个阅书报社。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初一，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给星洲阅书报社颁发优等旌义状。
在印尼，1909年巴城寄南社改名“华侨书报社”，购买书报，供人阅览。之后，印尼各地纷纷仿效，总共设立了50多个阅书报社。这些组织名为“书报社”，实质上就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他们宣传革命理念，提高民族意识，号召华侨青年反皇权、反专制、争民主、争自由，为印尼华侨族群革命风气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泗水明新阅书报社。泗水为印尼第二大城市，泉州籍华侨的主要聚居地。1908年，以泉州华侨为基础的明新阅书报社成立，社址设在层池轩，推选蒋报和（泉州新门外树兜村人）为经理，主要骨干有泗水蒋氏家族成员蒋以麟、蒋度甫（绍南）、蒋报策、蒋报料、蒋开远，以及王振邦、吴文楚（泉州浮桥人）等。“明新”二字系由蒋度甫命名，取自四书“明德新民”之义。泗水明新阅书报社成立后，在华侨社会中广泛开展宣传爱国及革命思想。
在巴城（今雅加达），开设顺美公司的华侨殷商陈丙丁（安溪县人）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日惹，旅居其间的安溪县华侨林辂存，时任日惹中华学校校长、日惹中华总商会顾问，到处鼓吹革命，激发侨胞的爱国热忱。
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侨还创办报刊、印刷书籍，以进一步激发华侨的革命意识，泉州籍华侨也参与创办或编辑各种革命报刊。
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于1907年8月创办《中兴日报》，作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宣传革命思想，日销约一千份，该报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关心和支持，许多革命党员都参与报纸的编务或是报纸的撰稿，泉州市区人庄汉民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
印尼王振邦、蒋开远等人创办，由泗水明新阅书报社出版的《汉文新报》（中文和马来文版）与棉兰的《苏门答腊报》，经常抨击封建帝制，抨击保皇思想，宣传革命，两报的主编后来都因此而被荷印当局驱逐出境。
在缅甸，泉籍华侨魏继汉（城东人）参与《光华日报》的编辑工作；陈允洛在1910年参加缅甸中国同盟会机关报《进化报》的编辑工作。
1911年，菲律宾华侨吴记藿在马尼拉参加中国同盟会，被委任为中国同盟会驻菲专员；他鼎力资助同盟会菲律宾分会创办《公理报》，任常务理事，传播革命思想。
在华侨革命党人组织革命团体、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还同华侨社会中的保皇派势力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当时保皇派势力把改变中国情形的希望押在清朝皇帝身上，希望在维系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开明专制”，他们极力反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破坏同盟会的正义活动，气焰极其嚣张。在印尼，广大泉州籍华侨以各种方式同保皇派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泗滨日报》、《民铎报》、《新报》等媒体抨击“君主立宪”的骗局和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将孙中山的一些文章译成马来文发表，广泛宣扬民主革命理念。1907年至1909年之间，新加坡《中兴日报》与《总汇报〉发生激烈笔战，这是新马地区革命党与保皇党人最长的一次论战，有效地激发了广大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动革命的发展，对新马华人的思想具有深远影响。
三、捐资支持革命
孙中山先生曾指出，辛亥革命中“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的确，在当时革命党人不能在国内公开筹募革命经费的情形下，海外华侨慷慨捐输，募集经费，对革命的进行作用至大。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几乎都是华侨赞助的，可说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保障。
在星、马地区，旅居马来亚槟榔屿的郑玉指踊跃为革命筹资献款。孙中山于民国元年三月颁发临时大总统优等旌义状表彰郑玉指的功绩。马六甲华侨郑成快，为开展会务辄输巨款，捐助革命经费达五六万元（叻币）。民国成立，孙中山授予郑成快二等有功奖章。
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成立以来，除积极募集股份创办《光华日报》先后计耗资缅币60000多盾外，为配合同盟会总部解决因河口受挫后革命壮士云集南洋的经费困难和孙中山先生欲赴欧美开展革命活动的旅费问题，全体盟员踊跃认购“特别优先捐”债票计筹集资金合计缅币4800多盾，于1909年3月8日和12月份交由胡汉民和汪精卫带往星洲，解决燃眉之急，同时又筹募缅币1000多盾交由陶成章带回资助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经费。
荷属印尼华侨以闽粤籍为多，泉州华侨人数甚众，且多为工人、店员等身处社会下层华侨，他们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不顾收入微薄，慷慨解囊，“随随便便就可以捐助二、三十元，高兴的时候捐一个月二个月的薪水也是很多，他们不管自己袋里有没有钱，总是捐了以后再来设法。”
在1907～1908年孙中山发动六次武装起义中，印尼华侨共捐助经费30000元，约占海外全部捐助额的10％，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印尼华侨捐款32550元，另加1500元善后经费，占全部捐款额的比例上升到15％。武昌起义胜利后，海外华侨无不欢欣雀跃，支援革命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汇回国内。福州将起义而缺乏经费时，王振邦尽力筹措款项赞助，蒋以麟领导的泗水同盟会一次捐款7000元援助福州光复行动，泗水明新阅书报社经理蒋报和筹募大笔资金，对光复福州、厦门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援助厦门光复之用就达14700余元。有“爪哇糖王”之称的泉州府同安县华侨黄仲涵也以“轩辕后人”的名义捐献5万印尼盾支持辛亥革命。在泉州革命过程中，蒋以麟多次独捐巨资购买革命所需的军械弹药、组织敢死队所需经费以及策动清朝地方官员反正等的经费，倾其所有，慷慨解囊。蒋报料由厦门率义勇队来泉州维持治安路经安海时，捐资千元帮助安海革命党人处理光复善后事宜。日惹的林辂存也曾捐资支援革命。
菲律宾华侨邱允衡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即捐献5000比索为倡，在其带领下，1911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菲律宾华侨捐输革命政府款额就达到10.7万比索。华侨吴记藿积极捐输支持武昌起义。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聘请他为海外顾问，并授予一级嘉禾勋章。
中国各地建立革命政府后，面临巨大财政困难，南洋各地华侨又掀起募集捐款活动，以帮助革命政府度过建政初期的难关。
菲律宾马尼拉中华商会在1911年11月中旬至1912年元月的三个月中，为赈济“内乱难民”、“赈灾”，捐款共达8200多比索又5000元大洋。
新加坡闽籍华侨在福建光复后，成立福建保安捐筹款委员会，募集叻币27万元交福建革命政府，捐款者以闽南籍华侨为主。沈鸿柏在马六甲募捐叻币10余万元，汇回祖国慰劳革命将士。
为更好地支持祖国的光复事业，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于1911年10月25日召开职员紧急会议，决议组织参谋部，由接任会长的徐赞周（同安人，今属厦门集美）兼任部长，陈允洛等人为成员，后又成立“筹饷局”和“全体国民捐总局”，分别由徐赞周和泉州府籍的曾广庇（同安人，今属厦门杏林）为局长，一参两局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告全缅侨胞书》，通报祖国光复胜利的佳音，广泛开展捐款助饷活动，至1913年初先后计募集爱国捐和国民捐合计达缅币400000多盾，其中汇回祖国港币10000元、银元200000元，缅币258575盾。
四、回国参加革命
辛亥革命中，一些泉州籍华侨直接领导和参加了泉州、厦门两地的光复过程。
盛九昌（南安人）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后，认为干革命应从家乡开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束装回国，在泉州南门外一带（晋江安海、石狮、永宁、深沪等地），以补牙、照相为掩护，向群众宣讲民主革命的道理。许卓然（泉州西郊人，今属丰泽区北峰街道）于1907年往新加坡，接受了革命思想，后因病回家。同年冬，在厦门参加同盟会，受命回泉州设立同盟会机关。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泉州旅印华侨蒋以麟受泗水同盟会的委派，回到厦门、泉州了解国内政治动态和社会情况，物色革命同志，为开展光复运动作准备。翌年，印尼华侨郭治齐（南安县蓬岛人）和吴瑞玉、吴昆元、吴达瑞等人也奉命到泉州，与王雨亭、王吉甫等人创建共和实进会，在泉州南街奎章巷设立秘密机关，联络同志进行革命活动。宣统二年（1910年），泗水同盟会积极筹募革命经费，并先后选派王振邦、蒋以麟、蒋度甫等人回国活动。蒋以麟同泉州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并积极参与发展组织的工作。王振邦往来于厦门、泉州之间，在泉州树兜乡与从印尼回国的蒋报料、蒋度甫等人，秘密设立分机关于紫帽山半山宫、标其室名“耻亡窝”，准备联络南安土匪杨居等为革命武装力量而未果。越年2月，蒋以麟重返泗水时，即向同盟会报告了泉州、厦门等地的情况，泗水同盟会经开会研究，决定招募自愿回国参加革命的人员，推定募捐人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募捐行动，以便对国内革命运动作更大的援助，选举蒋报料、蒋报和主持泗水同盟会财政，蒋以芳兼理国内财政，王少文（鲤城人）主持各处通讯。后蒋以芳、王少文携巨款在香港策应各地革命行动。
宣统三年（1911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海外志士和爱国华侨踊跃为革命活动捐助资金，踊跃回国投身革命斗争。广州起义失败后，消息传至泗水，许多爱国青年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斗争精神所鼓舞，纷纷表示自愿回国献身革命事业，印尼中国同盟会泗水分会乡侨纷纷云集泉州、厦门。5月间，蒋报策、蒋以麟父子重返泉州策划起义，到泉州后，联络当地革命党人许卓然、叶青眼、黄仁敏、杨光练、苏年福、傅维彬、陈仲瑾等，从印尼回国的吴文楚、蒋度甫、蒋报料、蒋报企、蒋以芳、王少文、蒋德卿等，从南洋其它地区（星马、菲律宾、缅甸等地）回国的庄汉民、盛九昌、王重生、杨光涌等人，以及爱国学生和开明医生等，研究推动家乡革命计划。蒋以麟倡议在清源山赐恩寺召开由各派革命党人陈仲瑾、庄周生、许卓然、林含碧、陈世外、苏炳偕、杨光练、黄仁敏、叶青眼、盛九昌共11人参加的秘密会议，秘密会议着重讨论了光复泉州的计划，决定暂以小开元寺为秘密会所，以策动驻军协台唐万胜反正为主要任务，同时建立革命武装，加紧购置枪械弹药，作好武装举义准备，密切同福州、厦门、漳州及泉州府所属各县革命党人的联系等事项。泗水晋江籍华侨桂瑞芳也于这时冒险携带《图存篇》（即邹容的《革命军》）、《唤醒国魂》等进步书籍回到晋江安海，并由其子桂华山和同学缮抄百余份在街上张贴，进行革命宣传。8月，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同盟会会员蒋以麟、林含碧、王振邦、叶世春、黄杏孙等数十人在厦门合昌客栈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厦、漳、泉三地革命光复事宜。此后泉州同盟会会务及革命准备工作进展加快，如联络南安、惠安以及晋江同志，扩充会员、招募敢死队20名，拥有长短枪25支，由陈世外负责在新门外宿燕寺加以训练，同时，杨光练亦在宿燕寺配合湖南技师秘密制造炸弹，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加紧促成唐万胜反正。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成功后，泉州官绅商学各界鉴于地方不靖，由地方绅士林翀鹤、吴桂生等于10月21日在考棚召集会议，成立保安会组织以维持治安，同盟会一些重要会员也参加。会后，蒋以麟站在考棚口向群众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时逢知府管元善乘大轿从会场而出，被蒋以麟当众指斥。当晚，管元善逃之夭夭。10月底，泉州革命党人齐集小开元寺，正式成立泉州同盟会机关部，蒋以麟被推举为会长兼军务股长。
在泉州的光复斗争中，晋南重镇安海首先发难。从日本回国，在晋江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陈清机，与许卓然、陈少保等人组织“革命军”，领导了轰动福建全省的焚毁安海都司衙门汛防营所、分县署事件。11月7日晚，驻安海清军与杏芳林酒店人员陈长（安海西宫人）发生争执，引起民愤，陈清机等革命党人随即鼓动群众包围都司衙门和汛防衙门。清兵逃跑，革命群众先焚毁都司衙门、汛防衙门和驻军营地，后又捣毁大埕头的粮局，拆毁分县衙门，革命军贴出告示，宣布安海光复。之后，厦门（11月14日）、福州（11月15日）先后光复的消息传到泉州，革命党人群情激扬，但因革命力量大多为归国华侨商人、当地知识分子、开明医生及爱国学生，武装力量不足，对泉州府、晋江县及驻军的策反工作尚未见成效。于是，同盟会机关部决定由蒋以麟代表前往谈判。蒋以麟身藏短枪，腰系手榴弹，单身赴军衙与驻军统领唐万胜谈判，他对唐万胜晓以利害，许给千元银元助饷（当时清朝政府已欠驻军兵饷四个月），唐万胜迫于形势，接受条件，同意反正。为争取晋江知县黄逢年他还赠予安家费三百元，知府管元善已于日前携眷逃走。于是1911年11月18日（农历九月廿八日）泉州革命党人齐集小开元寺，由此出发，先后到泉州府衙、晋江县衙、协台衙门，举行升旗典礼，放礼炮、奏乐，泉州和平光复，各县亦闻风响应，自动反正。
泉州辛亥光复之役，举义人员有不少系回国的华侨，武装实力较弱；加以盗匪骚乱、械斗频起，治安纷乱。福建省都督孙道仁应泉州各界之请，派省参事宋渊源为闽南宣尉使率队南下清乡；当时正在厦门调解同盟会内部纷争的蒋以麟及其父蒋报策偕同从仰光、泗水回国的泉籍华侨许宗岳、吴文楚、王幼山、蒋孝生、林秋桂、吴德晖、蒋报料等人率同安义勇队300人、学生军30人返回泉州，泉州治安得以好转。
厦门辛亥革命胜利则得力于印尼南安籍华侨王振邦。
王振邦于宣统二年（1910年）奉命从泗水回到厦门开展革命工作，在厦门中街（现新路街）挂外籍招牌的万成客栈建立联络站，是当时厦门同盟会的主盟人、负责人，他积极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秘密刊行革命党人邹容的《革命军》（即《图存篇》），发展同盟会组织，吸收同盟会会员，在驻厦清军中进行策反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王振邦得到革命同志密讯，将在广州起义，王振邦与杨杰、陈又让遂赶到广东准备参加武装起义，抵广州时黄花岗起义已告失利，王振邦返厦门，与陈天锡、黄志明、林振寿等人筹划光复厦门义举，在厦门万美信局王添良寓所设立秘密机关，联络驻厦水口、禾里山、磐石各炮台以及各营盘防勇，准备策动武装起义。泗水华侨蒋报烟开设于厦门番仔街的合昌客栈，原先是接待泗水侨客的，这时则成为泗水同盟会驻厦门秘密机关。
泗水泉州籍华侨蒋报料、蒋德卿、吴文楚、蒋瀛初、蒋瀛州、蒋报安、蒋以芳等也来到厦门，参与光复行动。10月，武昌起义成功，全国革命情绪空前高涨，举义光复活动风起云涌，当时广东潮汕地区计划起义，王振邦运炸弹赴汕头支援。为光复厦门，王振邦积极组织联系，筹措军需，建立了一支由蒋瀛州、蒋德卿、蒋以饮、蒋报安、杨有本等组成的56人的华侨炸弹队，11月14日，在当地革命同志的协助和海外归侨的支持下，举义成功，厦门和平光复。
另外，还有一些泉籍华侨参加其他省份的辛亥革命活动。较著名的如缅甸中国同盟会觉民阅书报社的吴镇福（泉州人，今属洛江），于宣统三年10月25日云南革命军占领腾越后，奉缅甸中国同盟会之命，与闽籍华侨周作霖等人会合云南、广东籍华侨组成两个义勇队，带着军政府宣言和安民布告入滇揭贴，协助腾越军政府做好光复后的安民等善后工作，其中第一小分队由泉州籍的吴镇福、周作霖率领，不久，吴镇福、周作霖受聘分别担任腾越军政府的财政和外交之要职。
（2011年5月17日）
附：泉州辛亥革命遗址简介
泉州同盟会秘密机关旧址 位于泉州开元寺内准提禅寺(俗称“小开元寺”)内。准提禅寺始建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泉州革命党人在此创设西隅学堂作为秘密据点，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初，泉州革命党人在此成立泉州同盟会统一领导机构——中国同盟会泉州分会，会长蒋以麟(印尼归侨)，副会长黄中流，下设总务股、政治股、组织股、军务股、财务股、侦察股、军医股、司法股等。在此领导、指挥辛亥泉州光复行动。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911年11月18日)上午，泉州同盟会会员在此集中，先后至泉州府衙、晋江县衙、协台衙门，举行光复典礼，升起同盟会会旗，鸣炮三响，放鞭炮，泉州宣告和平光复。
准提禅寺经修缮后，现为泉州佛教博物馆馆址。
赐恩寺秘密会设旧址 赐恩寺位于泉州城北清源山左峰五台峰西山腰、后茂村东上约500米，始建于北宋元祐年间。宣统三年(1911年)5月，印尼华侨蒋以麟第三次返乡筹划光复泉州，约请泉州革命党人在泉州东门外赐恩寺秘密集会，商议革命活动事宜。到会者共11人，为蒋以麟、陈仲瑾、庄周生、许卓然、叶青眼、盛九昌、林含碧、陈世外、苏炳偕、杨光练、黄仁敏。秘密会议推举许卓然为主席，根据蒋以麟的提议着重讨论了光复泉州的计划，决定暂以小开元寺为秘密会所，以策动驻军协台唐万胜反正为主要任务，同时建立革命武装，加紧购置枪械弹药，作好武装举义准备，密切同福州、厦门、漳州及泉州府所属各县革命党人的联系等事项。赐恩岩秘密会议使泉州革命党人从个别活动转入有计划、有步骤的联合行动，为革命党人的最后大联合、正式成立同盟会泉州分会奠定了基础，意义十分重大。
赐恩岩现已修缮，对外开放参观。
耻亡窝遗址 位于泉州城外紫帽山半山宫。清时紫帽山北麓半山腰建一宫，奉祀阿弥陀佛，因名半山宫。辛亥革命前夕，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从印尼泗水归国进行革命活动的王振邦(南安县丰州人)、蒋度甫(绍南，泉州新门外树兜人)等人在厦门万美信局王良添行内创秘密机关，联盟同志，又在泉州紫帽山半山宫设立分机关，标其室名“耻亡窝”，由蒋度甫、曾文英负责，拟联络南安土匪杨居等为革命武装而未果。蒋度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往印尼泗水，在泗水参加同盟会，1909年回到厦门、泉州参加革命活动。
半山宫于1989年经修缮扩建，改名为“紫福寺”。
泉州府衙辛亥光复遗址 位于泉州东街中段北侧的明、清两代泉州府衙，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清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八日(1911年11月18日)上午，泉州同盟会会员在会所小开元寺集中，到此举行光复典礼，升同盟会会旗，鸣炮三晌，放鞭炮，后又到晋江县衙和协台衙门，行仪如是，泉州宣告和平光复。
泉州府衙现为泉州军分区驻地，原有建筑不存。
参考文献：
《东南亚华侨通史》，吴凤斌主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1版。
《福建省志·华侨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年12月第1版。
《郑炳山侨史文集》，郑炳山著，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7月。
《在缅甸的泉州乡亲》，郑炳山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
《泉州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人物掠影》（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三十二），吴远鹏著，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7月。
《泉州市志》，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