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尔七烈士原名沈庆炬，原晋江县清人，1914年生。父名沈日乞，早年到菲律宾谋生。母名杨足娘，在家务农。沈尔七为长子，下有一弟一妹，母子四人过着清苦的日子。1930年父亲来信催沈尔七到马尼拉去谋生，17岁的沈尔七就这样远离家门。
沈尔七抵菲后，先在三巴乐一家布店里当店员，以后到马尼拉替两家小商店记帐。他白天处理帐务，晚上参加菲律宾华侨总工会属下的青工俱乐部的活动，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后来，他被推举为青工俱乐部的执委之一，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1934年，沈尔七在华侨工人运动中表现积极，善于开展宣传工作，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被选为华侨总工会的组织部长，负责建立基层组织，领导工人罢工等工作。其中1935年的家器工人大罢工，是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中规模空前的一次罢工。沈尔七是这次罢工的领导人之一。家器工人罢工失败后，沈尔七被列为菲宪警重点监视的对象。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让沈尔七转入隐蔽活动，暂时离开马尼拉市区。在此期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华侨中的店员、教员、学生、商人和文化界人士，青工俱乐部乃扩大组织，改名为“工商学业余俱乐部”，沈尔七被选为工商学业余俱乐部的执委之一。
1936年初，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简称民武会）决定在菲律宾建立分会，由高剑峰，郑显玉、郑炎宪、沈尔七等人负责筹备。于是，沈尔七重返马尼拉市区参与筹建分会的工作。民武会菲分会成立时，参加的各界华侨达数百人，沈尔七被选为民武会菲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几年来从事工人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沈尔七受到了斗争的锻炼，抗日救国的思想日趋成熟。“七七”事变后，广大侨胞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1937年9月，民武会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归国抗日义勇队”，许多华侨青年报名要求参加，沈尔七决心亲自带队回国参战。11月初，民武会在报名青年中挑选了戴血民、许振文、郑显玉、余志坚等28人，组成归国抗日义勇队，集中到马尼拉进行短期学习后，由戴血民、沈尔七带领，于1938年1月中旬离开马尼拉，1月22日到达厦门。这是沈尔七第一次回国参战。
归国抗日义勇队受到厦门各界人士的欢迎，但厦门国民党当局却阻挠义勇队到前线去，义勇队乃于同月26日印发《告祖国各界同胞书》，表明了坚决抗日杀敌的立场，要求各界同胞给予指导和赞助。随后，义勇队以“往泉属的晋、南、惠宣传”为理由，离开了厦门，取道漳州转到龙岩白土，受到热烈欢迎，并编入新四军二支队，易名“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团”，成为第一支华侨抗日队伍，二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为随军团团长。
随军团团员们在龙岩休整一段时间后，于3月1日随二支队北上抗日，沿途做宣传工作。至今，在龙岩市郊小池村还保存着当年随军团在墙上写的“拥护新四军上前线杀敌！”的标语。在行军路上，沈尔七关心同志，带动团员们遵守群众纪律，他说：“既然成为抗日军队就要有严格的要求，才能打胜仗”。从白土到赣州，徙步行军几百里，随军团无一人掉队。总结时沈尔七被评为“模范军人”。
随军团到达皖南泾县，军部在云岭陈家祠召开盛大欢迎会，沈尔七代表随军团在会上慷慨陈辞，表明回国抗日的决心。在皖南，随军团全体团员被调到军教导队集训了半年。在集训期间，为了更快地掌握军事知识，沈尔七经常请教导员俞炳辉给他讲课，下“小操”，在沈尔七的带动下，团员们认真学政治、学军事，进步都很快。结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沈尔七被分配到军政治部做民运工作。
沈尔七初到新四军军部时就写信给母亲，说明他回国参战的道理。当母亲来信催他回家时，他在同年5月17日又给母亲写了一封言简情深的回信，信上说：“儿为了革命一一抗日救国，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家信，表现了沈尔七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这份珍贵的烈士遗墨，如今收录在中共福建省委编的《福建革命史画集》中。
1939年春，新四军首长为了更好地向旅菲华侨传播祖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以加深侨胞对抗日部队的了解，以便继续动员爱国华侨青年回国参战，叶挺军长还提出可以组织一个华侨营或华侨团的主张。于是沈尔七接受了这个任务，和许振文等人返回菲律宾。
沈尔七回到马尼拉，受到菲律宾华侨各劳动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等爱国侨团的欢迎。沈尔七利用各种机会，向各界侨胞介绍祖国抗战的形势，阐述只有团结抗日，持久作战，才能夺取最后胜利的道理发动侨胞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将士；号召爱国青年回国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沈尔七的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劳联会”一面公开劝募慰劳前方将士的财物；一面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问团”，发动爱国华侨青年报名参加回国劳军活动。在各界侨胞的赞助下，“劳联会”筹购了一批军需品和一套铜乐器，为回国劳军做好物质准备。“劳联会”又从报名青年中挑选了王西雄、王爱奎（即王汉杰）、张匡时、郭沙江（即郭健）、曾心平、蔡紫茵（女）、郭席排等23人，组成慰问团的铜乐队，聘请洪光学校音乐教员周东君任乐队教练，集中进行紧张的演奏训练，为回国劳军作好技术准备。
菲律宾劳联会回国慰问团由王西雄任团长，沈尔七任政治顾问，曾心平负责宣慰科，王爱奎负责管理科，郭汐江负责文书科，张匡时负责财务科。在做好了各项准备之后，于1939年3月从马尼拉起程，经香港、越南海防和河内，从友谊关入广西，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休整了二十多天后，乘八路军运输车经衡阳转上饶。当时叶挺军长正在上饶，立即接见慰问团全体成员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慰问结束后，沈尔七仍到军政治部工作。这是沈尔七第二次从菲律宾回国参战。
1939年9月间，沈尔七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营以上干部）参加学习。据当时任九队党支部书记王直同志回忆，沈在学习中积极勤奋，刻苦钻研，不怕劳累，曾受到党支部的表扬。1940年4月因前线急需大量干部，沈尔七和九队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江南前线。在从皖南到苏南的行军路上，沈尔七不畏艰险，帮助同志，表现很好。曾受到陈毅、栗裕二位首长的赞扬。在苏南前线，沈尔七参加了5月间在句容县西塔山的战斗，(也是他第一次直接参加的战斗）。在战斗中沈尔七一面英勇作战，一面抢救伤员，积极做宣传鼓动工作，8月间又参加了镇宝公路的战斗，他跟着伏击队做宣传工作，随部队勇敢冲杀，为人民立了战功。沈尔七在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副科长，后来又调到江南四县总会政治部工作。1940年底，遵照江南指挥部的指示，沈尔七经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拉，继续动员旅菲华侨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新四军抗日杀敌。
沈尔七在华侨工人中素有威望，又两次带领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更受到各界华侨的尊重，在他再次返菲期间曾一度代理劳联会秘书长。当时，劳联会的工作，除宣传祖国抗战消息，发动侨众支援祖国抗战之外，还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对中国国民党驻菲总支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支持他们有利团结抗日的活动；揭露和批判他们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行。沈尔七以他两次回国抗日的亲身经历，对此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就有利于提高广大侨胞的识别能力。
沈尔七一面宣传抗日消息，一面筹集物资以支援前方将士，继续为祖国的抗战事业而奔忙着。1941年11月间，沈尔七第3次离开马尼拉，准备回国抗倭。当他在香港逗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于是，沈尔七同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的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人，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地区。沈尔七到东江地区后，被安排在东江游击总队（又名第五大队）某连任政治指导员。在一次对敌作战时沈尔七负了伤，加以他原先患有肺病，组织上乃送他到阳台山区我后方医院住院治疗，并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工作。1942年2月起，东江地区展开了反对国民党顽军的斗争。同年5月间顽军袭击我阳台山区伤兵医院，沈尔七在掩护伤员撤退时不幸中弹牺牲（有的同志说是同年12月在宝安县尖岗山与顽军作战时牺牲的，待查证）。
沈尔七同志于30年代初期在马尼拉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参加了党组织。1939年9月他第二次带队回国参战到达皖南后，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沈尔七在28岁时就为国捐躯，实践了他为抗日救国的光明事业而“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誓言。他的生命虽是短暂的，但是他用热血谱写的春秋却是常在的，他的英名载入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的史册，写上祖国革命烈士的芳名录。
（原作者：沈玉水搜集整理）
（党史研究科整理）